【编者按】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与教学。代表著作《锉刀下的风景— 苗族民间剪纸的文化探寻》获全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三等奖 。“出生在里耶，就是挖出秦简的那个地方，往东距2号井580米。八十年代在武汉桂子山度过大学时光，然后回到湘西，一直从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信奉的人生之道是：说真话，做直人，办实事。人称我有三快：说话快，办事快，走路快。我现在补上一句：上网也快。”实乃性情中人也。 历来关于苗族服饰的论著犹多，更无论沈从文先生的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但关注当下传承，从文化变迁、文化价值与旅游开发等角度提出思考，实为本文独具匠心之处。 摘 要：服饰是时代的产物。民族服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也折射出一定的时代特征，这些特色构成了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本文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从当代湘西苗族女性服饰的构成入手，分析了湘西苗族女性服装的衣着佩饰的内容与特色，探讨了苗族服饰在当代传承中所面临的文化变迁与困境。 关键词：湘西苗族；女性服饰；文化变迁；文化价值 服饰是时代的产物，服饰的起源与人类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服饰文化，服饰是一个民族的构成要素，一个民族的服饰反映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每一个民族的服饰，既是一种符号，又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它的生成、积淀、延续、转换，都与人类文化生活的各种形式——神话、宗教、历史、语言、艺术、科学的发展有关。每一种民族服饰的生成。都是这个民族精神、文化发展的一部史诗。[1](P277)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服饰中可看出苗族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文化沉积，集中反映了苗族在与自然的抗衡中对事物的认识和升华，在此间也就产生了苗族的审美意识。所以,苗族服饰图案被称为“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 也有人认为苗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史诗图腾”。[2] 苗族因其分布广泛,故苗族服饰的分类历来争鸣较多。现有的苗族服饰一般是根据方言区和次方言区来进行划分的，现一般分为黔东南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海南型和湘西型等五种类型。[3]本文主要就湘西型苗族女性服饰进行探讨。 传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仍然反映了苗族由于服饰的差异而存在对不同支系的认同。在这里，服饰成为划分支系的外在标志。湘西地区苗族女性服饰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湘西苗族的古代服饰，女性服饰一般是穿着“色彩斑斓布”，上身穿青或蓝色绣花衣，下着红色百褶裙，头蓄长发，包蓝色花帕，脚踩船形花鞋，配以各种银饰，称为“青苗”或“红苗”。自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政府强制推行同化政策，“男皆剃发，衣帽悉仿汉人。惟项戴银圈一二圈，亦多不留须者。······近城女苗闲学汉装”。到清末民初，红苗地区的男装基本消失，女装也逐渐“满服”化，没有了过去的红色褶裙。[5](P21)时至今日,在今天湘西的永顺、龙山等北半县的苗族，其服饰与汉族已无分别，但在凤凰、花垣、泸溪、吉首等南半县的苗族服饰，尤其是苗族女性服饰尚具特色。湘西地区的苗族女性服饰可略分为以下几种小的区域类型： 1.凤凰型。凤凰地区的苗族女性服饰以腊尔山台地为代表。其中包括禾库、山江、柳薄等18个乡镇，西与贵州省松桃县交界。这一区域属传统的“生苗”地区，苗族女性服饰中以其高大的头帕最引人注目。腊尔山台地的苗族妇女多喜欢用蓝布白格，或有蜡染图案的花帕包头，称为梅花帕。头帕层层相叠、高高耸立，有如峨冠，若遇到严寒，还常常加包短帕一截，长三米多，由额头一直包至脑后，连耳朵都包在里面。凤凰型服饰的衣着是典型的宽衣大袖，上衣下裤，衣服有领，颜色多用青色或蓝色。与黔东南苗族服饰不同，湘西苗族女性平日少有穿裙，多以长裤配加各式围裙，显得朴素大方而又方便日常生活劳作，更加具有实用性。湘西型苗族女裤的裤身短，裤筒大，裤脚绣花边，一般与上衣同颜色。 九十年代以来，湘西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凤凰被确立为历史文化名城以后，凤凰型的苗族女性服饰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在县城服务行业中，不少女服务员穿上了改良后的苗族服装，有的在过去百褶裙的基础上开发出一种新的裙子，裙长而宽、保留了褶叠，裙脚边沿绣满花纹，加缀花辫，五光十色，鲜艳美丽。但乡村里普通妇女中穿围裙的较多，民间称“抹裙”，就是挡在上身胸前的一块布。制作比较讲究，一般手工绣花，图案讲究。平常很少穿出来，如遇走亲访友或在吃牛、接龙等盛大节日和祭典中才穿，故称“礼裙”。凤凰型的围裙是高腰围裙，一般高50公分，围在胸前，顶端用银扣系在外衣领上，腰间用手工编织的花带系在腰间。 2．花保型。此类型的服饰以花垣县的吉卫、排碧、麻栗场、龙潭等地及保靖吕洞山区的葫芦、水田等地为代表。邻近的吉首市的矮寨、德夯、大兴、阳孟等地服饰风格也与此地相同。花保型的女性服饰与凤凰型相比，最显而易见的区别也在于头帕，花保型的服饰中，也喜用头帕，但是在颜色上偏爱黑色，帕子相对包得工整平正，从正面看来，包的是平帕，折叠整齐，不偏不斜，恰齐额眉；而从侧面看，则是一圈一圈地往上延伸，呈现出一种别致的雀尾形状。这一带的苗家女子，头帕在包至后脑勺时，开始层层上叠，于是就在后脑形成一个渐起的雀尾，在平整中显出一丝俏皮，并且头帕前额部分还装饰8朵银花，以增加美观。花保型的服装以黑色和蓝白格子布为主，衣服无领，也是上衣下裤，无单独穿用的裙。本地区妇女们所系的围裙是低腰围裙，一般高30公分，只是系在腰间，围裙和上衣基本同色，绣花鸟虫鱼，既弥补了阔脚裤的单调又十分便于日常劳动。 3．泸溪型。泸溪型的苗族女性服饰以泸溪县的潭溪、洗溪等地为代表。相比于湘西其他地区类型，泸溪苗族尤喜白色。泸溪苗族女性的头帕多为白色，头帕一般长3米，两端用黑线绣十字挑花。挑花是此地区苗族妇女最擅长的传统工艺之一，它是以十字为基本针法，没有统一的图案，不用草稿，也不打样，全是凭挑制者的爱好和丰富的想象力挑制而成。有的头帕上绣有四对青色花蝶，独具风韵，湘西民歌中所谓“头上帕子四个角，四个角上绣飞蛾”说的就是这种头帕。泸溪地区苗族女性的衣着十分朴素，少有绣花，且以素色衣服居多，冬天穿纯蓝色，夏天则穿纯白色的衣服。皆满襟，无领。 除以上三种类型以外，吉首市的苗族服饰也值得注意。吉首市因为北与花垣接壤，南与凤凰、泸溪相邻，因此服饰风格呈现出临近地区的风格。另外，吉首市是湘西州的首府，也是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然成为文化交流沟通的重要场所，所以，吉首地区苗族女性服饰也显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更具现代的融合性。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吉首周边与花垣相邻的矮寨地区苗族女子多包平头帕，穿黑衣；而靠近泸溪的丹青地区则是以白帕白衣为主。近年来，市内的个体工商户以及民委等部门开发研制出不少新的民族服饰，在市场上批发和销售，有比较好的经济效益。[NextPage] 二．当代苗族女性服饰的佩饰
苗族佩带银饰也是有史可考的。据传，古时候居住在深山密林的苗族，为防备毒虫猛兽的袭击，出门必须携带铁器，所以有“出门三分铁，虎狼不挨边”之说。由于铁器易锈，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佩带银花首饰了。 银花是湘西苗族服饰特有的装饰品，主要是姑娘们佩带。一个姑娘要出嫁前，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为其添置银花。过去一个富有家庭的女儿出嫁，连伴娘和送亲一起，走在路上，有如银龙蠕动，前后还有荷枪实弹保卫，以防半路遭劫。这些巧匠制作的银饰，似鸟欲飞，似龙欲舞，玲珑剔透，栩栩如生。但凡接亲嫁女，欢度佳节，铜鼓坪中，芦笙场上，一片花山银海，啜啜铮铮。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1．头饰。苗家女子的头饰包括银角、银扇、银帽、银围帕、银发簪、银插针、银顶花、银花梳、银耳环等。湘西地区苗族服饰，色系上属于青苗和红苗，其服饰装束较贵州、云南等地的苗族而言要朴素得多，所以湘西苗女平时多包头帕，银饰只佩以些许以作为点缀。但凡遇上盛大的场面，婚礼或隆重节日才佩带上全套复杂而热闹的银饰，头饰以银帽、银发簪、银插针、银顶花、银耳环为主。 银帽最为复杂和耀眼。湘西地区的银帽无顶，为环形花冠，帽冠上加工有凸纹动物及花卉形象，以银丝焊连，突出平面装饰，层次感极强。冠在头上，脚下走动，颤枝银花一片银光闪烁，显得花姿绰约；银帽下沿齐眉流苏，也随之摆动。 苗族银发簪式样极多，题材以花、鸟、蝶为主。哪怕同样是花，但单瓣、复瓣、或束或簇，繁简密疏，造型大不相同。银花发簪、银蝶发簪、银凤发簪……就风格而言，有的发簪纤巧细腻、灵秀生动，有的古拙朴实、浑厚凝重，各具特色。 银耳环则是苗族银饰家族中款式最多的一支。分为悬吊型、环状型、钩状型、圆轮型几种，以悬吊型和环状型较多。苗族耳环造型除了常见的龙、花、鸟、蝶、等题材之外，其他形象亦多出现，比如湘西苗族特有的茄子形耳环，从对整体造型的把握，到茄柄、茄蒂等细节的处理都忠于原型，在形似中又有变化，显得俏皮而有趣。类似的设计还有牛角形耳环、钉螺坠耳环、催米虫耳环、蜻蜓耳环……题材相同的耳环，比如坠朵瓜子耳环，其不同造型的就不下十余种。 2．胸颈饰。胸颈饰包括银项圈、银压领、银针筒、胸吊饰等。 苗族很重视对胸颈部位的装饰，由此银项圈成为银饰中制作考究的一支。胸颈饰可以分为链型和圈型两种。链型以链环相连，可活动变化，有8字型、金瓜型、串环型、回方型等；圈型的则用银片或银条制成圈形，定性之后不可活动，有扭索项圈、绞丝项圈、百叶项圈、银龙项圈、方柱扭索项圈等类型。 银压领是流行于湘西和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地区的胸饰，因佩带后可平贴衣襟而得名，它是以长命锁演变而来的。湘西苗族的银压领为腰子形，表面镂空二龙戏珠的纹样，并垂十只蝴蝶，每蝶垂三根银链叶片吊。长16厘米的银吊如瀑布倾泻，掩及肚腹。 银针筒是女性的女红工具箱，里面一般装针和挖耳勺。 胸吊饰通常由银链、吊牌、坠饰组成，多为几根银链。以精美取胜，玲珑剔透。链上多以“五兵”为坠，常见的兵器有刀、枪、盾、弩、棍、剑、铲等。现在的吊饰又加入牙签、小铲、钩针、镊子等坠饰，所以在苗乡“五兵佩”也被称为“牙签吊”。 3．手饰。手饰包括银手镯，银戒指。 手镯也叫手圈，造型不一，形式多样。多数苗族分支的手镯款式统一，妇孺老少皆然，有空心筒状型、绞丝型、偏丝型、浮雕型、镂空型、焊花型等。 苗族戒指分大小，小的最普通，也很常见；而大的戒面则较宽，几乎遮住整个指根表面。戒面为浮雕花鸟或镂空花朵及绞藤等。佩戴位置没有明确规定。与其他银饰相比，传统银戒指式样最少，流行面最窄。 4．衣饰。衣饰包括银衣片、银围腰链、银扣等。在湘西地区用得较多的是银围腰链。例如高腰围裙须用到银链将之固定于脖颈，银围腰链多以梅花为链环造型，有单层、双层两种，两端同围腰的连接部为蝶、钱、球等形象的银饰。 5．腰坠饰。腰坠吊饰佩于腰部两侧，以左侧居多。由于佩带位置不同，腰坠吊饰比胸饰要小，但却更精致，造型亦更加丰富。银腰带在湘西地区则少用。 除了银饰之外，绣饰也是苗家女子服饰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苗家女子聪明善绣，她们运用刺绣、挑花、织花、腊染等手法，不仅在衣襟、衣袖、头帕、裙边、围腰和裤脚上绣出漂亮的纹样，就连日常的荷包、手帕、背带也都绣上色彩斑斓的纹样。苗族有一首《花之歌》是这样唱的: “花花衣裤花头巾，花帕花带花围裙，花花鞋子花花伞，花花场赶花花人。”这首歌唱出了苗家人对花的特殊偏爱，也反映了苗族服装与各种花的关系。绣饰作为苗族服饰的重要部分，它凝聚着苗家人的情感、期望和信仰。 从图案主体上看，苗家妇女衣裙上绣有绚丽多彩的龙、凤、蝴蝶、鱼鸟花草等，在绣花之前，一般都要采用民间锉花图案作为刺绣底稿。在湘西苗族女红文化中，苗族锉花和苗族刺绣是一对姊妹艺术。刺绣离不开锉花，锉花也要通过刺绣才能实现其作为刺绣底稿的功能。凡是锉花能手者，也必是刺绣能手。二者相辅相成。[6]（P210）苗族在选择图案美化服装，反映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常常借助“喜鹊闹梅”、“连年有鱼”、“松鹤同春”等象征喜庆、吉祥、福寿的传统纹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反映出她们对生活、爱情、家庭的美好愿望。 另外，苗族刺绣的配色和位置也十分讲究，除了考虑强烈的对比艺术效果外，还很注意与生活环境的协调和与日常生活的相适应。湘西苗族多傍山而居，在装饰选择颜色时多选择与环境色彩一致的自然色彩。所以，多以青色及蓝色、黑色为主要色调，显得朴实而淡雅。苗绣在注意绣品色调的同时，亦常强调对客观事物的特殊感受和认识，可以不受束缚地对色彩加以强烈的夸张，使整个图案极富魅力，既适应环境，又显得光彩照人。湘西苗族女性衣着上的衣袖、裤脚沿边以及围裙沿边都绣上了花纹，显得精致而秀美。其中最能体现苗家姑娘们巧手慧心的当属花带。花带多作腰带系于腰间固定围裙，也起装饰美化作用。根据长宽尺寸变化，也有用于背小孩的背带之用。苗族花带虽小，但是花色图案变化丰富。有花、鸟、蝶，还有苗族装饰图案中最为著名的“骏马飞渡”和“江河波浪”图案，表现了苗族对远古迁徙历史的依稀回忆和纪念。正如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衣与饰的结合，突破了衣着原有的单纯基本功能而取得了复杂的象征作用。成为亲属、权利、宗教等社会制度的构成部分，更发展成了表现美感的艺术品，显示出民族精神活动的创造力”。[7][NextPage] 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服饰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当中。这种变迁的普遍性，被认为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恒定的因素，正如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伍兹所说的，变迁是一个常数[8]，因此，它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一条最根本的法则。 文化变迁已经呈现，这种变迁持续不断，不可避免，不可阻挡。人类学家们认为，人类发明与发现是文化变迁的源泉，它们可以在一个社会内部产生也可能在外部产生。并指出导致文化变迁是发明与发现被人们有规律地加以运用的结果。在任何时代，文化总是伴随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不过有部分人类学家在研究文化变迁时，往往把传统的与现代的分割开，将文化流程像语法学家分解一句完整的话语一样分成主谓宾结构。其实，文化是一个不可截然割裂的流程，是若干个时代累积堆砌而成的整体。现代的或当代的文化中历史的积淀，传统文化的含量很高，在广大乡村更是如此。现代文化是在传统基础上覆抹了一层现代发明与发现、观念与概念。有了文化变迁，人类文明才向前推进。文化变迁在历史上出现过这样几种情形：第一种是文化的不断扩张、丰富，累层越积越厚，犹如汇流百川的长江之水滚滚向前，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如中华汉文化。第二种是受到内部或外部压力时，接受文化移入或称涵化异质文化，融合原生文化因素，形成新的文化特征，如藏传佛教文化。第三种是受到内部或外部压力时，原生文化全部或部分调适乏力，逐渐衰微，最后消亡，如西夏文化、玛雅文明等。作为人类文明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的变迁，虽然始终离不开上衣下裳（裤）的最基本结构，这是服饰实用功利目的所决定了的。然而，作为表现苗族文化特征的装饰，代表不同时代文化特征和审美观念的款式的消失，纹饰等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中不少的款式、纹饰造型在变化过程中永远消失了，有的工艺也衰败了。文化在不断的变迁，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旧形式功能丧失了，最终也就消亡了，这就是进步中的蜕变。 湘西苗族服饰的变迁速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一般而言，城市往往比僻远的区域变化要快。换句话说，非苗族聚居中心区域的群体更能保守古老的服饰造型。在苗族聚居区域，已经很难寻找到苗族传统服饰的样本了，一些古老的传统样本已经成为典藏品躺在博物馆里，在日常生活中不见穿用。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居住在聚居区内的苗族群体对本民族文化充满信心，文化意识更开放，对异质文化抱有吸纳的宽容态度。年轻人普遍认为现代服装比苗族服装穿着方便，而且物美价廉。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苗族服装是最美的服装，遇到节日的时候，他们更愿意穿本民族服装。 结合当代湘西苗族服饰变迁的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苗族服饰呈现出三方面的变迁和发展态势：第一，传统生活服装装日渐礼服化，逐步脱离现实生活。第二，服饰材料突破本土化，日趋多元化。第三，加工材料和加工方式现代化，传统手工技术衰落，现代技术和机器加工进入到民族服装的制作当中。 第一种变迁态势具体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少穿或不穿过去一直以为自豪的作为民族标志的民族服饰，取而代之的是从市场上购回现成成衣。这在青年人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传统服饰仅成为人们在节日、庆典等仪式或旅游项目表演上穿着的礼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装的礼服化。第二种变迁态势具体表现为：衣料、绣线、染料等大多为外地舶来品。灯芯绒、平绒布不仅取代了自织的格纹布、花线布、平纹布，而且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常用布料。阴丹蓝等宽幅工业布取代传统蓝靛染的窄幅自织青色布，成为苗族女子们夏天常用的衣料。传统自缫丝、抽丝和染色的绣花用丝线也多为上海、杭州等地厂家生产的现代尼龙线和化纤线取代。本地自产布料、丝线等使用率大为降低，甚至逐渐消失。在银饰制作上，银子为主的同时，白铜，铝皮，甚至旧的高压锅都成为制作银饰的主要材料。因为这些替代品物美价廉。比如旧的高压锅，22公分的只要10 元一个，可以打三根项圈，每根只收加工费12元。如单卖，高压锅制作的项圈只要20元一根，一只旧的报废的22公分的高压锅可以打三只项圈。在吉首市的吉好村有专门从事高压锅生产仿银项圈的制作专业户，其产品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伴随着第二种变迁态势出现的同时，第三种变迁态势也出现了。由于成品棉纱、布坯、面料、丝线、毛线、腈纶线、化学染料及缝纫机等的大量涌入。传统的棉花种植、种桑养蚕、纺纱、缫丝、织布、染料种植与制剂、染布的活动减少了，过去他们赖以生存的种棉、养蚕、纺、织、染、绣等工艺逐渐衰微，以致消失。就是在苗族人中最聚居的地区，种棉、养蚕、蓝靛种植等已不多见，苗族妇女们或购回成品纱织成传统的格纹布、花线布，或购回丝线成锦，或干脆购回布坯自染，染料也多为从市场购回之化学染料。相当多的地区之纺车、织机、染缸等工具已经搁之楼阁或劈成柴薪。具有精湛手艺的一代人渐渐老去，新的一代人对工艺完全陌生，以致后继无人。 置身与当前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境，我们不得不思考湘西苗族服饰的传承和发展。传承性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统一，传承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置身于自身的改造和重新建构基础上的创新延续，没有创新也就没有传承。一方面，苗族服饰要继承传统的优质文化基因，保留古老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社会，适应新的消费群体的审美要求，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要改变旧有的手工制作方式，借助科学手段，走机械化和市场化的道路，把苗族服饰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把广大的苗区变成广阔的服饰市场，要使这个市场活跃，必须使图案、色彩、款式考虑当代市场的需求。只有这样，苗族服饰才会拥有绵绵不绝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苗族传统服饰在一定的经济指标的刺激下，制作出现了市俗化和粗劣化的趋向。因此，我们还要注意保护和抢救苗族服饰文化中的传统工艺和著名传承艺人。 如今的湘西正在大力开发旅游事业，传统苗族服饰的发展必然要求抓住这个契机，将自身的优势与旅游文化产业相结合，吸收的是不断发展的外来现代性元素，为原有苗族服饰文化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基于此，我们对苗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和美好明天有理由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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