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之初，现代足球由欧洲传入中国。“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在旧中国，一位体坛人物能够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字相提并论，确实非凡。他以顽强的拼搏，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亚洲球王”称号。1976年，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与巴西的贝利，英格兰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士齐名，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其时，中国足球在亚洲逐渐发展强大，和李惠堂一起，涌现出了第一批开天辟地式的先驱，第一次出现代表国家外战的正规球队。这是一种标志，中国足球开始起步，足球在中国成为规范化的竞赛。在1915年到1934年，中国获得了远东运动会的九连冠，并于1936年，1948年两次入围奥运会。这时，中国足球在亚洲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随后的时间内，由于政治等原因，整个世界足坛都出现了一段真空，中国足球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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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深化体育事业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

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也标志着体育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推动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新的切入口，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从“金牌体育”向“全民体育”的转变将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意见对于体育产业发展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深入。在继续强调简政放权、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推进职业体育改革等任务之外，还增加了“丰富市场供给、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型体育设施”等新要求，提出到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不仅对体育产业的总体发展指明了方向，还对足球、篮球、排球等普及性广、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集体项目以及冰雪运动给予特别关注。经过多年的积弱不振之后，中国足球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前景令人关注和期待。[3] 

普拉蒂尼：中国足球必须依靠政府[4] 

普拉蒂尼觉得，欧洲国家当中，法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处，政府扮演着更大的社会角色，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现象显著。“足球是最简单但是也最复杂的运动，足球的发展，需要牵涉到最广泛的社会资源，同样也需要最全面的社会支持。现在大家讨论德国西班牙以及美国的青训成功，为他们的国家足球带来的帮助，但是不同社会类型里，解决方案的组成都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有包治一切的万能药。中国足球的未来成功，决定权在中国政府手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很想知道普拉蒂尼在和中国足协的同行晚宴上，是否也探讨了这样的话题。那是一个封闭晚宴，中国足协不允许外人参与。普拉蒂尼说，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就和七十年代法国政府力推足球，随即出现著名的“盖兰选材法”相关。这些建议和经验，不知道在围绕APEC的喧嚣里，会否有人听到。

“必须要有政府的政治性支持，这是中国足球走出目前局面根本性的条件，”普拉蒂尼在论坛上说道。私下场合，他也多次强调自己的这种观点。“以中国的社会类型特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政府必须要在战略设定和具体执行上，强力推行足球的普及和发展，这样才能为中国足球长久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政要的喜好，必须转化成对足球发挥实际作用的执行方案，并且得到切实执行，才能够真正改变目前局面。”

普拉蒂尼如是说，和他自身经历有关。他和我分享过他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的法国足球革新。七十年代，法国足球同样不够成功，“当时法国政府的积极介入，改变了法国足球的整体架构。人们看到的只是克莱方丹国家训练基地，实际上，法国政府要求所有的上两级职业俱乐部，必须成立自己的青训中心，必须保证每年青少年足球培训的人数以及选材执行，否则就要吊销这些职业俱乐部的运营执照。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职业足球和青少年足球无关，但是在青少年足球发展遭遇挑战，而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又都在向职业足球集中时，职业足球一定得承担起很大一部分青训工作。这样的推动和监督，只有政府能做到。”

3月16日，备受瞩目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公布。作为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方案》指明了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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